本文来源于网路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
编辑：素卡 策划：涅瓦
可能你在娘胎里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就要给你放点英语胎教。
等你长成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学生，也解不开被迫参加少儿英语培训班的魔咒，在由26个字母所构成的地狱里饱受折磨。
就算是过了高考、六级，进入社会，人们对英语的追求也是如饥似渴。
???中国老人自发在公园成立英语角学英语，年轻人汗颜
而英语讲得怎么样往往跟一些社会地位和个人魅力的事情挂钩。
相亲的时候听着对面女生标准的伦敦腔儿，你忽然感觉自己包里的房本好像可以再厚一点。
甲方嘴里蹦出一堆专八词汇的时候，你觉得跟他犟嘴的底气也不是那么足了。
就连去开家长会，看别的爸妈跟孩子无障碍地英语交流，你忽然发现能力自卑这件事儿居然会迭代。
我们深陷英语的恐惧已久，但和英语较劲其实是我们国人的传统艺
能。
从400年前，我们祖辈与英语学习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。
国人开始学英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清朝。
那时，为了传播基督福音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在我国的港澳和东南沿海广开教会学校，教授英文。
到了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伴随着我们与西方海上贸易的密切，第一波学英语的浪潮便由此兴起。
引导这波浪潮的主要是东南沿海的商贩们，而他们的诉求则非常简单：能用英语和老外做买卖就行。
因而，一种名叫“红毛番话” 的书便出现了。
“红毛番话”
“红毛”，指当时老百姓刻板印象中的外国人。
“番话”，指这些老外所说的话。
所以顾名思义，“红毛番话”便是一系列教你如何学老外说话的书籍。
说白了，这些书就是那个年代的《商务英语1500词》。
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晚晴时期的“《商务英语1500词》”可是全汉语注音的。
根据1840年德国的汉学创始人硕特(wilhelm schott）所研究，这些“红毛番话”书籍：
“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。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，而是汉字注音，使用的是粤语方言。如英文come注音‘金’，因为‘金’在粤语里读kom，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。”
是的，这便是那个时代国人所使用的“谐音学英语”：
“箱”（box）标音为“抱克司”
“锁”（lock）标音为“落克”
“篮”（basket）标音为“败司开脱”
尊姓大名（what is your name ?）读为“勿押脱 乙史 尤何挨内姆”
贵庚几何（how old are you？）读为“好胡哑而特、挨、尤胡 ”
……
靠着这些神奇的谐音，当时的商贩和老百姓迅速实现了与洋人的顺畅交流。
当然，由于只是耿直地记忆单词的念法和意思，对其背后的语法和正确发音完全不重视，这一套速成的口语也着实把老外们搞得哭笑不得，最早的“洋泾浜英语”便由此出现。
不过，虽然这种学英语的路子很是狂野，但在200年前它却是当时的主流，上至两广总督林则徐，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，全都是这种谐音记外文的践行者。
并且有趣的是，直到2020年的今天，依然有不少人是这套记忆法的忠实拥趸，甚至我大学同学备考六级时还是靠着这法子去记单词。
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被迫睁开双眼，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的强大并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方针，皇亲国戚和知识分子开始对英语进行系统性的学习，从而引发了第二波国人学外语的热潮：
在皇家，光绪帝以身作则，带头在宫中练口语，背单词；在民间，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，大规模培养英语方面的人才。
在这段时间，耿直的死记硬背与连续不断的翻译便成为当时学英语的新方法。
诚然，这一方法听起来枯燥得要命，但于已经经历了1000多年科举制度，早已经习惯了摇头晃脑背诵“四书五经”的中国读书人来说，这真的都不叫事儿——不就是个背吗，管它中文还是英文。
于是，如果你现在去查阅那些民国大师的生平，便会发现他们强大的英语能力全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。比如辜鸿铭10岁强记英文版《浮士德》，钱钟书花一个月时间背英文字典，张爱玲为了做翻译训练，硬是三年不用中文写作等等。
当然了，这种“暴力”的英语学习法肯定缺乏普适性，只适合少部分天赋异禀的大师。
而其他大部分当时的学习者，则像光绪帝那样，任凭他每天早上4点便摸黑起床开始练英文，最终也说不出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，大概，这是因为缺乏一个能纠正他发音的定制化英语老师吧……..
而在这之后，国人学英语便进入了一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停滞，直至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。
1978年，根据邓小平的指示，英语被重新纳入全国教育框架，成为学校的必修科目之一，正式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全民学英语的序幕。
在那个年代，由于思想彻底解放，我们父辈对知识和海外世界的热情也空前高涨。
即便当时可用的学习资料极度匮乏，人们也不愿放弃任何一点儿能够学到英语的机会。
因此，80年代的人学英语是不挑不捡，有啥学啥。
当时，能用的教材只有一套许国璋主编的《英语》，虽然这套教材上还留有一定的60年代政治印记，但它还是成为各大院校的必备书目，最风靡的时候几乎人手一册。
在当时，可以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。
一些渴望提升口语的年轻人，便自愿跑到旅游景点给老外做野导，锻炼自己的会话能力。
而这里面就有一个叫马云的16岁小伙子。
当时他徘徊在杭州唯一一家接待外国友人的酒店门前，寻觅着一个能靠着英语走向海外，走得更远的机会。
与此同时，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图书馆，一个叫丁磊的18岁青年则艰难地啃着一本本刚刚引进的外文计算机书籍。
所以，这可能也是在未来，丁磊的网易集团创办“有道词典”的原因之一。
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想学英文，中国官方也在大力推广英文教学。
1982年的1月，cctv1破天荒地在晚间6点20分，播放了由bbc制作的英文教学片《跟我学》。
作为当时唯一的电视英语栏目，《跟我学》火爆异常，万人空巷，正如那时的《人民日报》所写：
“《跟我学》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，这个数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。”
而进入90年代后，伴随着“入市”和“申奥”这两个概念的提出，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达到了顶点，人人都在记单词，人人都在学英语。
在西安的兴庆公园，每周日都有几百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练习口语。
在北京的公交车里，刚下早班的司机与售票员聚在公交车里学习简单的英文短句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们学英语的目的也变得越发多元，而不同的目的则产生了不同的商机。
有人想要留学，于是，在1993年，一个叫俞敏洪的老师开始在一间10平米的屋子里办学，讲授当时在国内还算冷僻的托福考试经验。
当时，31岁的他还不知道将来自己这家名叫“新东方”的学校将会走到多远的地方。
有人想要不再说哑巴英语，于是，在1994年，李阳和他的《疯狂英语》开始席卷全国。
在座无虚席的广场，人们随着舞台中央的男人大声重复着英文词句，在狂热的氛围中共同构筑着“说一口流利外文”的梦想……虽然中国口音还是很重。
同样是在1994年，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成为当年的“爆款电视剧”。
屏幕里那个同时代表着“天堂”与“地狱”的纽约勾起了国人对异国大都会的向往，让无数人学英语的目的变成了海外定居，各种移民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1995年，一款叫“文曲星”的电（you）子（xi）词（ji）典出现在了各大商场的柜台里，满足了学生群体随时查词背词的需求。
尽管以今天的视角看，这东西功能又少分辨率又低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它却是最为时髦的电子产品。
到了千禧之交，伴随着教育部对英语听力的重视，能够播放听力磁带的随身听便取代了“文曲星”的霸主地位，成为新一代的潮流英语学习设备。
香港现代教育集团始创于2003年，历经十多年稳健发展，现已成长为一家以青少儿英语教育为核心，集培训研发、在线教育、国际steam教育、智品硬件、赛事活动和ai云学习平台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。
作为ai人工智能英语教育领军品牌，香港现代教育集团运用ai技术深度加持教育，首度开创“ai人工智能+在线教育+实体教学”新型教学模式，缔造了一个独具竞争力的教育生态圈，率先开启人工智能教育5.0时代。
并全球首创领先国际的fast三维一体系统教学体系，与英国伦敦圣三一学院(trinity college london)、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(pearson education group)、英国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(macmillan publisher ltd)、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(cctv-14)等国际品牌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重新构建学习新生态，携手共创智慧教育新格局。
香港现代教育现已在香港、深圳、上海、广州、佛山、东莞、南宁、苏州、合肥、宁波、长沙、南昌、新余、武汉、重庆、成都等教育要地设立分支机构，构筑了辐射全国的教育网络。
香港现代教育秉承“育人强国，领航未来”的企业使命，恪守“拼搏、奉献、忠诚、感恩”的企业精神，践行“成就客户、正气负责、匠心创造、奋发有为、成果导向、合作共赢”的企业价值观，朝着“让现代教育文明世界”的宏愿砥砺奋进，积极推进人类新型文明建设。
而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，各种英语学习软件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，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填充了我们少年时代的无数堂信息技术课。
此外，互联网的繁荣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学习英语的方式。
比如，今天的许多朋友就都热衷于所谓的“app海战术”。
他们将自己淹没于英语学习的app当中：学口语的、查词典的、练听力的、刷题的，密密麻麻，排满一个屏幕，看着就非常满足，仿佛自己已经成为英语学习的大师。
然而也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，数量并不代表质量，
有人的手机里塞了10款健身app，却从没做过一组有氧运动。
有人的手机里安了20多个炒股应用，却连蜡烛图是啥都不知道。
同样，上述这些朋友虽然搞了一堆五花八门的英语学习应用，但最终却什么都没有学到。
要知道，如今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方式正在逐步革新，当年古旧低效的谐音记忆与死记硬背正在被慢慢遗弃，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，一些传统的英语学习应用也正开始对其固有的功能进行突破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：
